只要 TG 在日常生活中突然得到了某些觸發,三不五時都會把季羨林先生的論文拿出來反覆閱讀。
最近剛好有機會收集了一下資料,關於羅馬帝國二到三世紀時所流行過的一項密教儀式︰密特拉的信仰。密特拉宗教是一種崇拜太陽神「密特拉斯(Mithras)」的信仰,據信是源自於帝國東方的「帕提亞(Parthia)」——也就是今天的伊朗——的崇拜儀式。該信仰的許多元素︰一神崇拜、崇尚正直與道德、以「餅」和「酒」作為信徒在儀式之後所食用的聖餐、訂定 12 月 25 日為聖誕之日,完全都和後來的基督教一模一樣。(雖然現代基督教徒可能很難接受,不過密特拉信仰入會時所表現出來的諸多外在儀式與特徵,全都比基督教的儀典制定時間要來得早。也就是說,大家今日印象中,「新約基督宗教」的諸多古老的宗教行為,不可能是他們所獨力創造出來的,而是參考當時「宗教競爭對手」的東西……)密特拉教曾經廣泛地傳佈到帝國境內的各個地點,海外的不列顛島也挖出密特拉斯的神殿,安東尼王朝的諸帝也都是其入會信徒。然而,密特拉信仰畢竟是種「密教」,它的「生命力」無法延伸到教外人士上。當君士坦丁大帝上台之後,基督教獲得了官方的大力支持;後來基督教成了帝國的國教,並開始打擊與迫害其它宗教,於是這盛極一時的「密特拉信仰」便在歷史上遭到後人的遺忘。
幾年前 TG 開車到了新竹峨眉湖去逛逛,見到那兒要蓋一座彌勒佛的寺廟。當時好奇拿了一張傳單,讀到裡頭有一段論及「彌勒佛」(或說是「彌勒菩薩」)的來源,可以溯及到中亞的這位 Mithras。換句話說,Mihtras 發源於伊朗之後,向西傳播到了羅馬帝國,以太陽神的面貌出現。而另一條傳播途徑,則是進入了當時佛教在印度次大陸上的興盛時期,印度人把 Mithras 吸納進來,成了佛教系統中的「未來佛」——彌勒。
乍聽之下,這似乎有些令人難以置信。不過若從其發音的比較——Mithras(或 Mitras)和彌勒,從兩者在歷史上的出現時間——公元前一世紀的普魯塔克即已描寫到 Mithras、一二世紀之交的印度有迦膩色迦王的大弘佛法,以及該神祇的形象——仁慈的太陽神、以及漢譯佛經所稱的「慈氏」。看來,這兩者似乎有些能夠連結起來的根據。當然,「彌勒佛」原本的形象絕對不是開懷大笑的袒胸胖子,這是中國民間拿了布袋和尚來「改造」之後的結果。
這種 Mithras 以東西兩方的傳佈︰向東成了中國的「彌迦」,向西成了羅馬的太陽神,這種理論 TG 並不敢完全同意,至少也還是有所保留的。因為在印度的吠陀信仰之中,就記載著有一位神祇「密特拉(Mitra)」。所以與其說祂是發源於伊朗,向東經印度、中亞才來到中國,倒不如說遠在印歐民族尚未分化成伊朗(波斯)和古印度次一層次的支系之前,就有這種信仰的雛型;然後他們才在不同的地域創造出屬於自己特色的神話和哲思出來。
季羨林在論文《梅呾利耶與彌勒》一文中,與他另一篇《浮屠與佛》有共同的主旨,即季氏由語言來明確地論證出,早期佛教入華是從「西域」而非直接從其發源地的印度。因此在隋唐之前許多佛經所翻譯出來的漢文語詞,非常接近於吐火羅文(大宛語文),與梵文的關係較遠。到了唐朝才有高級的學問僧玄奘,直接從印度梵文翻譯佛經。雖然唐代人一直指稱「彌勒」是過去流傳下來的「誤譯」,「梅呾利耶(Maitreya)」才是正確的譯名。如同「佛」不是「佛佗」的簡稱,季先生也從吐火羅文來證明,後漢與三國譯經中不斷地出現「彌勒/慈氏」的用法,絕對不是時人的錯誤,因為那是從吐火羅文「Metrak」所譯過來的。
雖然 TG 的學識完全不及季老的萬分之一,不過我還是對於這篇文章的結尾感到一絲不滿意的地方。季氏認為只要瞭解當時中國人士所見到的譯文原本是吐火羅文,而非印度的梵文,那麼三國時代將佛經中的這位「慈氏」譯成「彌勒」絕對不是字音不合的錯誤對譯。但照本文的說法,則漢字的「彌」是用來代表「met」、「勒」則是對譯自「lək」;這麼一來,「勒」字當然解決了,但「彌」字卻一向不是收入聲尾「-t」的字。轉了一大圈,這篇文章似乎還留下一半的問題未解。
TG 認為,季氏的早期的佛教傳入、佛經譯自語的論點是非常彩又十分正確的。不過對於語言上的小小問題,季先生還少走了最後的小小一步。或許只要擺脫上古漢語的複輔音限制,「彌勒」一詞的翻譯問題就能夠解釋得通了。也就是說,「彌」字的上古音依舊可以擬作「*mei」,但「勒」字的上古音則要改成「*tlək」,是個複輔音的型態。如此一來,三國到魏晉南北朝的佛經譯者全都可以「脫罪」,因為他們全都是按著當時的「雅言」正音,來幫這位來自大宛的未來佛「Metrak/me-tlək」作盡可能的精確漢譯。
最早 TG 對「勒」字的用法覺得有些「不太對勁兒」,是讀到《柏楊版資治通鑑》中,提到東漢初年(公元 89 年)竇憲發兵北擊,大破北匈奴;之後班固便在燕然山上刻石記功,即所謂的「燕然勒石」一事。這裡的「勒石」就是「刻石」,在石頭上刻上銘文之意。後來 TG 在金理新先生的書中讀到,他認為「刻」、「勒」古音皆同,可擬成複輔音的「*klək」,到了中古時代才拆成了兩個同韻字︰「刻/khək」和「勒/lək」。
不過,如果把「刻」、「勒」兩字的上古音,放到「彌勒」兩字在漢末六朝的佛經譯文上,就變成了「me-klək」。與吐火羅文的「Metrak」相比,雖然「r」和「l」可以因為捲舌程度的細微差異而出現通假,但中間的「-t-」與「-k-」兩種發音元素,在大部分的語言中都是「可以分辨」的,所以除非當代的譯經者由於精確的要求不足,否則 TG 實在難以接受這種「差不多」的講法。
假如 TG 再「激進」一些,摒棄「*kl-」的型態,認為它是另一種複輔音「*tl-」,擬出「勒」字的上古音是以送氣的「thl-」起首,即「*thlək」,也就是讓吐火羅語中的未來佛「Metrak」對應於上古漢語用字的「*Mei-tlək、*Mei-thlək」。接著,我們再來看看能夠符合這項假設的旁證有多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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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漢許慎的《說文解字》中提到︰「勒,馬頭絡銜也。從革、力聲。」。所以 TG 對於「勒」字的發音問題,如果將時間點放在東漢年間的「官話」上,那麼當時人們應該是認為「勒」、「力」兩字同音的。
我們再看看《說文》中對「力」的描述為︰「力,筋也,象人筋之形。治功曰力,能圉大災。」過去 TG 在整理《注音符號與篆文》這篇電子報時,認為「力」字看來怎麼都不像「人筋」。後來查到徐中舒先生的《甲骨文字典》,才曉得許氏的解釋是不太正確的。因為「力」的甲骨文和金文寫作︰
前兩字是甲骨文、後一字則是金文(中山王鼎)。無論寫作是左傾或右傾,該字應該是「耒」的本字,也就是耕作時所用來翻土的農具。至於後來「力量」、「費力」中的「力」,應該是從耕作時人們必須要使勁耗力而衍生出來的意義。而上面的第二字,也就是耒之主幹由右上延伸到左下的寫法,就是後來小篆對「力」的規範化寫法︰
不過,無論是「力」還是「耒」字,甚至是《說文》中幾個以「力」字為聲符的字,如今天仍屬於常用字的「肋、勒、朸、扐、阞」,全都是所謂的「來紐字」,也就是它們全都以流音「l-」作為起始的輔音。到目前所止,我們似乎看不出太多特別的問題出來。
讓 TG 想把這個簡單問題給複雜化的,是由於從「力」字所引申出來的字「劦」。「劦」或作「協」,都是在甲骨卜辭中所出現的字,它的構字原則和今天相同,都是從三個「力」,也就是「齊心協力」與「會同聯合」之意。但「劦/協」字的中古音則作「ɣiap(匣怗開四)」。因此從中古音來看,「劦」和「力」雖然有相同的構字原則,但看來兩者在發音上顯然是沒有任何諧聲的關係的。就像過去 TG 在《「森」、「林」不屬於「木」?》一文所說的,「森」和「木」兩者的讀音是完全獨立的。
如果手邊的資料僅止於此,TG 也沒有什麼可談的。但偏偏還有一個相關的常用字「荔」,它的讀音卻又明顯地和「力」呈現諧聲的關係。然而在《說文解字》中對「荔」字的解釋中,卻明明白白地寫著「荔,艸也。……從艸,劦聲。」假設古代人對於字音方面並不是隨興搭配的,那麼我們就必須回過頭來想想上面的問題︰「劦」字的原本讀音,是否也該以某種方式和「力」、「荔」諧音?然而發音位置處於最後方的喉音「ɣ」和舌尖的流音「l」,兩者無論在口腔態勢與語言心理學上的聽覺,完全沒有混同在一起的道理可言。
一種解釋的方法,或許可以從漢語的「詞頭」來著手,也就是 TG 在這篇文章所提到的,當我們把詞性為名詞的「力」——姑且擬作 *liək——改成動詞時,它所代表的漢字「劦」就成了 *s-liək 的發音。
後來,當語言在六朝時代發生了強烈的語音流轉,到了中古開始製定韻書的年間,「劦」字由於保留了前方的嘶音「s-」,並與退化的流音「-l-/ʎ」結合;再加上入聲語尾的「-k」被訛傳成了「-p」,於是「劦」字在中古就被定為匣母的「ɣiap」。
因此,含有構字元素「力」的漢字中,以聲母來區分便分成了兩類。一類是讀作今日「l-」的「力、肋、勒、朸、扐、阞、荔」等字,另一類則是讀作今日「ɕ-」起首的「劦、協、脅」等字。這當中就以「荔」字作為這兩類讀音關係的一項重要關鍵。
到這個階段,TG 只能將「力」的上古音認定為傳統單輔音的「*liək」。然而如果我們再考慮到另一個漢字常見的構字元素「刀」,TG 就要將原本十分簡單的問題給複雜化了。「刀」字的甲骨文寫法作︰
看來這個字的寫法,與上面「力」字的甲骨文當中的外形十分類似。因此無論是今天的楷書,或是甲骨文與金文,「刀」和「力」的意義雖然完全不同,但其字形卻都要人們加以細心分辨的。
在漢字的書寫過程中,TG 認為「利」字應該正是這「刀力不分」之下的誤寫。甲骨文、金文和小篆的「利」字寫法,但今日的楷書完全相同(甲骨文偶爾會多加一些小點),因此 TG 在此就不配上附圖了。在《說文》中,對於「利」字的解釋為︰「利,銛也。刀和然後利。从刀,和省。」代表許慎無法解釋「利」的聲母為何讀作「l-(來紐)」,所以讀音的標注便含糊不解了。但徐中舒先生的解說更符合漢字最常見的造字原則,他認為「利」字的右半部不該從「刀」而從「力」,也就是「從禾、力聲」,因此「利」字原本是個形聲兼會意字︰「耒田藝禾,所以得利。」
用現代的觀點,我們可以指稱古人因著「刀」「力」不加以明辨而「寫錯了」。但 TG 想更進一步地談,為何這種錯誤的寫法在如此之早的年代,也就是遠自殷商年間就已經出現,而後一路流傳到了今天?TG 猜測,是否「刀」和「力」的上古音曾有過相似的階段,以致於在當時的知識份子的書寫上,全都以發音相似而不認為自己有誤寫的情況。到了後來,「刀」和「力」的寫法、發音全都明顯地區別開來,以致於到了秦漢年間,人們已經看不出「利」字竟然是個形聲字了。
在 TG 構建的假設中,「刀」和「力」兩字在中國漢字開始書寫的殷商年間,可能是作複輔音的「*thle(k)」或「*tle(k)」(送氣與不送氣,TG 並沒有把握能夠確定……);「力」字收入聲尾的「*thlek」,而「刀」字則是開音節字尾的「*thle」。因此在甲骨卜辭中的「利」字右半部的「刀力不分」,就代表當時人們認為兩字的相近,而在書寫上不加區隔。經過漫長的周朝歲月,到了秦漢年代開始為漢字訂立規範時,「刀」早已脫離了複輔音而成了「tiau」(其元音可能經歷過 e → a → au 的轉移過程)。至於「力」字的讀音,則是延續到了漢代仍保有複輔音的「*thlək」。
既然「勒」字在東漢的發音從「力」,那麼我們或許就能夠為三國魏晉年代的佛經譯者「除罪」。因為在當時(東漢時代)的語音中,「勒」的字音正為複輔音型態的「*thlək」。也就是說,用「彌勒/*Mei-thlək」兩個漢字,來對譯吐火羅文中的「Metrek」。
TG 一直都是「漢語上古有複輔音」的支持者,但我並不同意秦漢時代的漢語有「複聲母」;這項觀點 TG 是逐漸建立起來的,在此再為之一述。
中國在中古隋唐開始的韻書,將當時的漢語單字發音分析「聲母」和「韻母」兩部分,這套方法一直流傳下來。到了今天拉丁字母的通行之下,我們常以「輔音拉丁字母」用作傳統聲韻學中的「聲母」,把「元音拉丁字母」當成傳統聲韻學中的「韻母」。大體說來,這是一種相當接近的互換模式。然而,這兩者永遠是「不等價」的。
如果我們要將所謂的「複輔音」的理論給套入傳統的「聲母」和「韻母」框架中,依舊是可以使用的,只不過後頭的輔音是被歸給了「韻母」,這一點倒是比較需要特別提出來的。比如過去 TG 提到的「老」字的上古擬音,以拉丁字母的輔音元音式來表示,是寫作了「*kla」。但在中國傳統的觀點之下,「k-」可以視與「聲母」有相同的作用,而「韻母」則是「-la」。
| 「老」的複輔音「*kla」 | |||
| 拉丁字母表示式 | k 輔音 | l 輔音 | a 元音 |
| 中國聲韻學的類似表示 | k 聲母(來) | la 韻母(歌、二等?) | |
其實 TG 有時候覺得,「複輔音」這個字眼反倒有誤導的可能性,它會讓人以為上古漢語真有像歐洲諸多語族在書面上的表現一樣,是把輔音和元音給區分開來的。中國的知識份子,應該從秦漢之後,應該就具備了「聲母」和「韻母」的發音觀點,並一脈相傳到了隋唐、乃至於今天的傳統分析法,完全都沒有改變。正因為基礎觀點不變,自然也沒有人發現所謂的「上古複輔音消失了」這件事。
舉上面的例子,在上古音(秦漢年間)使用者的心中,他們曉得韻母有「a」——後來的「一等韻」,也有另一種韻母「la」——後來的「二(三)等韻」。韻母「a」是個「直接乾脆」開口元音,而韻母「la」則是開口元音之前「比較沒那麼乾淨」的發音法,倒不一定要把「流音 L」給讀得那麼清楚,只要在發音時把舌頭「晃動一下」就行了。TG 相信,人們真的在講所謂的「複輔音」的 l 介音時,舌尖大概都沒有碰應該上顎。
因此,TG 認為「複輔音」的表示法,只是一種方便解釋的法門罷了。語言是實用的,若太拘泥於這種「媒介」而斤斤計較,反而會造成更大的困擾(以及心中更大的反彈)。有時 TG 在想,乾脆我們把拉丁字母的標音法加以改造;比如像前面的例子中,那種發音「不夠乾淨的 a」、暫時標成的「la」,改寫成另一種變型的「ą」算了。如此一來「老」字的發音便可以寫成「*ką」——複輔音終於消失了!太棒了!呵呵呵……
(發表於2010.1.4.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