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近 TG 找了一些和先秦道家／黃老道有關的一些書來讀讀，想在自己尚在無知無畏的情況下，整理一下自己的目前的某些雜想。以下的論述當中一定有許多推論邏輯上的瑕疵，或相關的缺縫必須補齊之處，但目前就先姑且記錄 TG 當下的想法吧。
首先就是「老子李耳」的身份。以 TG 目前比較偏好的認定，覺得這位道家始祖「老子李耳」身為一個「歷史人物」，是十分可疑的。正如先前 TG 在西漢揚雄的《方言》一書卷八裡所讀到的，「虎，陳魏宋之間或謂之李父，江淮南楚之間謂之李耳、或謂之於
，自關東西或謂之伯都。」所以目前比較通行對「老子李耳」其名的說法，「姓李、名耳、字聃」，不能不引人作合理的懷疑。而就算在司馬遷《史記．老子韓非列傳》中，「老子李耳」的傳記中也是這邊「或曰」一番、那邊「或曰」一番，代表太史公本人手邊的資料也是眾說紛云，才讓他乾脆全都收錄了進來。所以，老子李耳在這裡給後人的長久印象︰「周王之下的史官。老子見周之衰，出關西去。守關者見賢者將隱，請求老子寫下五千餘言的《道德經》，從此老子便騎青牛而去，不知所終，或有二百餘歲之壽。」這看來差不多算是「仙話傳說」了，以「史」的標準，當中的可信度絕對值得商榷。
TG 這些年來對《史記》的觀點，也處於「見山不是山」轉到「見山又是山」的過渡時期。也就是說，司馬遷《史記》的史學價值完全值得推崇，但卻不能夠盡信。《史記》有太多值得「挑戰」的地方了，但這只是「挑戰」而非「推翻」。既然司馬遷的時代，對於這位道家始祖的來歷已經不清不楚了，何妨就讓自己跳脫開來，以其它的觀點再來看待呢？或許，有人會提及「孔子向老子問禮」一事；既然孔子是確實存在的歷史人物，那麼老子的存在也不容質疑了。但 TG 詢問老友歐陽之後，才知道這段故事是出自於《莊子》一書。莊子學派對於儒家可沒什麼好感，再加上莊子一派對於「個人修身」的強調，因此會將歷史層面的材料「裁剪」成自己所需的模樣。所以「孔子問禮於老子」，未嘗不可視成為「莊子學派吃儒家豆腐」的作法。
此外，就算我們認定《老子》一書是由李耳、或是李耳的弟子承襲師父學說而作的，但在先秦有名的諸子作品中，為何只有《老子》的書名（更嚴格地說，應該是「篇名」的總集。當時的「書」是以一篇一篇的方式流傳的……）顯得如此奇特呢？穿鑿附會的說法不少（比如尊稱啦、李耳一生下來就老成啦……），但既然道家並不是一支滅絕的學派，怎麼就沒有任何一位「尊師重道的學生」，想為祖師爺來「正名」一番呢？所以 TG 的想法，認為「老子」並沒有此人的存在，那應該是類似於縱橫家的祖師爺「鬼谷子」一般的方外隱士。或許 TG 不應講得如此斬釘截鐵，而該說「老子」是道家學派的人士，經過長時間所集體塑造出來的一位先聖哲人。或許他們塑造出來的「老子」有利用某些過去的歷史人物來作為依據的「樣版」，但不太可能是僅從單一人物而來的。因此，既然一開始便無其人存在，在「道家」一名尚未建立之前，這種對於社會之間人們交往的應對哲理與經驗，大家便各自發揮。最後，當先秦諸子各具特色的理論已然建立，道家也開始打出自己的旗號；但這種經驗法則在過去究竟是由哪一個人（或哪一些人）所記述下來的，早已不可考，乾脆就以一個籠統的方式，名之曰「老子」吧。也就是說，「道家思想」是遠遠早於「道家學派」而成立的。
現代的考古發掘成果，常常帶給我們對過去的學術思想上相當大的震撼。由於考古文物所出現的簡帛，可以算是現代人與古代人的「直接溝通」橋樑，而非經過數千年之間的代代傳抄，所以有時這些古代簡帛將為我們再度修正傳統上根深柢固的定論。當然，如果有人提出「該簡帛不過是一時一地的個人詮釋，說不得準的」這種說法，所以「傳統定論的可信度反而更高」（咦？這不正是《今文尚書》後來壓過《古文尚書》這件公案的講法），那麼 TG 也無法反駁。就讓各種理論並存吧，沒有哆啦 A 夢的時光機，誰都不是真理……
上回到圖書館借了一本丁原植的《文子新論》一書。雖然內容部分，TG 的哲學能力不足為道，但關於其它的一些相關想法倒是不斷湧出。《文子》一書，是上回 TG 在閱讀大陸作家「熊逸」先生在《春秋大義》一書中所首度讀到的。這本過去曾是漢朝道家的著名經典，後來被考證與訓詁學家認定為「偽書」。不過就在 1973 年河北定州漢墓中，出土了一批「八角廊漢簡」。這當中便出現了可以完全對應所謂「偽書《文子》」的文字；因此《文子》的偽書疑雲從此化解，至少可以確定在漢初年間，的確有《文子》一書的流傳行世，而非抄襲《淮南子》與其它道家文書的偽作。
《文子》書中的體裁，大多都是採用「問答體」的方式書寫。《今本．文子》（也就是過去被認為「偽作」的流傳版本）中，裡頭大多是「文子問、老子答」；偶爾出現「平王問、文子答」的對話。過去的認定中，「文子」是「老子」的弟子，所以「老子、文子」對答的文句，看來不太有問題。但「文子和平王對答」過程中，這裡所指的「平王」究竟是誰，便聚訟紛紜而無定論。有人認為「平王」為東周第一位國君「周平王」，不過年代相差太遠；有人認為是春秋末期與孔子同時期的「齊平公」，不過名稱這兩者的頭銜不一樣；也有人認為是「楚平王」，而 TG 是比較傾向於這種說法的。
雖然「老子」、「文子」兩個人物、與他們各自的著作都是一筆「胡塗帳」，但 TG 還是認為完全的憑空幻想是不太容易的；人們的寫作，通常都該要先「有所本」，然後再加以發揮。既然「文子」被認為是「老子李耳」的弟子，所以該書的成書時間（或者說是該書想要營造出它的故事發生時間），應訂在春秋戰國之交。再考慮到「文子」究竟是何人？有人認為是齊國的「田文子／孟嘗君」，這樣便可以連結「黃老學派」與「齊國稷下」之間的關係了；但如此一來又和前面的「平王／齊平公」的時間連結斷裂了，因為孟嘗君不可能與齊平公對話。
所以 TG 自己的想法中，認為「文子」指的是幫助越王句踐的謀臣之一、與范蠡齊名的「文種」，而這當中的「平王」指的正是「楚平王」；如此一來，歷史人物的時間全都兜得起來。在《越絕書》中提到，范蠡年少輕狂，只有文種知道他的賢能，因此范蠡對文種兩人便成了亦師亦友的關係。他們都是楚人，不受楚平王的重用，於是跑到了吳國；但他們見到伍子胥這位「大宰相」治吳，兩人沒得發揮。最後他們投靠到越王句踐旗下，受到越王的重用，並幫著句踐復國、滅吳稱霸。所以從《文子》一書中的「文子」、「平王」對答，的確是可以套入歷史上的「文種」和「楚平王」之中的。還有一項旁證，則是《文子》中的思想和觀念，也與范蠡的流傳下來的思想，有相當一致的情況出現；而范蠡的思想也是本於「黃老」的。然而這個論點中有點麻煩，也就是楚平王之死，到文種被句踐逼死之間大約有四十多年的光陰，所以就算「文子」能在廿出頭便成為楚平王的客卿，所以才有書中的「文子、平王對答」，那麼「文子／文種」本人在死亡的時候，他也必須是個七十歲的老頭子了，在時間安排上似乎還有些牽強；除非這些人的大事年表能夠考證出大約十年上下的誤差。
《漢簡．文子》和《今本．文子》還有一項明顯的差別，就是前述中的「老子–文子」對答，在殘簡中全都變成了「文子–平王」的對答。換句話說，在《簡本．文子》裡頭的「主角」可是只有「文子」一人，「平王」則是一個聆聽師父教誨的學生；但在《今本．文子》則不盡然，其中大多數是「老子」當老師、「文子」則是銜耳聽命的乖學生。這不禁讓 TG 心中建立了一套「劇本情節」。原先《文子》是文種本人的傳世之作，但後來的「黃老道學派」認為《文子》是「同道中人」，便將裡頭的對答角色給代換一下︰畢竟大夥兒都是同門師兄弟嘛！文種師兄應該也不會在乎這些小事……於是《今本．文子》便成了向至尊「老子」致敬的另一部作品了。但說實話，「道家」還真的從來不在乎師承，不重留名（也才留給後世這麼多考證上的問題……），所以 TG 猜想文種先生地下有知，可能還真的不會介意自己在劇中從主角降為配角。
至於歷史上的「文種」，TG 認為它與「計然」（《越絕書》中作「計倪」，應是上古音相近的用字差別）、「范蠡」的事蹟，互相混淆之處應該是非常多的。而光從《史記》一書裡頭的記述，「文種」和「計然」同一事而兩名。〈越王句踐世家〉中，句踐稱霸之後，逼死功臣文種的話為︰「子教寡人伐吳七術，寡人用其三而敗吳，其四在子，子為我從先王試之。」而在〈貨殖列傳〉中，有「昔者越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，乃用范蠡、計然……范蠡既雪會稽之恥，乃喟然而歎曰：計然之策七，越用其五而得意。既已施於國，吾欲用之家。」所以「計然／計倪」在太史公所收錄的事蹟中，應為「文種」而無誤。
再接著看下去這兩篇裡頭，對范蠡本人後半生的描述，有著他在「功成身退」之後，到了齊地，自稱「鴟夷子皮」，聚產數十萬，然後盡散其財而去。再到了陶，稱陶朱公，作生意又累積了「巨萬之財」。這簡直是中國有史以來最會老實做生意、又能夠善終的人呀！（雖然沒能救回二兒子是個小缺憾……）當作故事聽聽便罷，不過 TG 可是不相信這件事會是真的。
回到先前的話題。TG 從小在歷史課本上學到，漢初用「黃老之術」，其施政特點在於「與民休息」。但如果我們將今天的《老子》一書從頭看到尾，老實說，用來修身可矣，但要用來「治國」，那就有些詭異了。TG 一向相信，古今中外社會中的「人性」是共通的，要讓社會上每個人全都達到「不貴難得之貨」的修養，那絕對是不可能的。簡單地說，靠著《老子／道德經》來治國是絕對不可能的。因此漢初的「黃老之術」，回想到中學課本上的說法，應該是不足以成立的。
TG 一直認為有許多故事（或神話），其背後所代表的意含有時比表面的故事更值得深究；正如先前所說的，要憑空創造故事是很難的，通常故事元素都是「有所本」的。從上面「范蠡／鴟夷子皮／陶朱公」的故事中，TG 認為這當中象徵著正是「放任主義」、或者用個比較現代的類比，也就是象徵在「自由經濟市場」之下，一位優勢企業家的成功證道故事。范蠡在傳說中到了「齊國」，而現代學者普遍認為，齊國的「稷下學術中心」正是後來「黃老治術」的發源地。從這裡看來，那麼後來「失傳」的「漢初黃老之術」，所欲營造出來的，正是「鴟夷子皮」和「陶朱公」的經商致富的社會條件。只不過在漢武帝獨尊儒術之後，「黃老之術」便逐漸萎縮與凋零，到了後代，大家早就不曉得當初的施政內容是什麼，只留下了「無為而治」、「與民休息」這種不著邊際的空話了。
所以 TG 認為漢初的黃老之術並非真正的無為，在經濟政策上，是對資本經營者的鬆綁，讓大企業賺錢，國家也跟著撈到好處。經營了六十年，國家財富多了，也有錢可以打匈奴了；但在所謂「文景之治」這種繁榮的弊病也跟著出現了，即人民貧富差距愈來愈大，以致於「豪強之暴，酷於亡秦」。這麼看來，現代有些人把漢武帝的「罷黜百家，獨尊儒術」給罵到臭頭的，似乎也該為他翻翻案了。漢武帝對國家經濟的「新政」，拿著「儒家」的招牌當然是個幌子，但基本的精神則是「國家干預」、「抑制豪強」，或者說是「國家計劃經濟」的方針。所以漢武帝即位之初，喜好黃老的竇太后才會因而殺人——如果不過是學派思想之爭，幹嘛動刀動槍地搞到流血？但若是巨大利益的衝突，殺人當然不手軟……
當然，國家的總體經濟是個大題目，沒有哪種政策是完全的好或完全的壞。但如果從這個觀點來下手，則歷史人物的忠奸賢愚分別，一個個都模糊不清了。或者說，思想學派、施政良窳，從來就不該用一句好壞之語帶過。
關於「老子其人」的討論，TG 另寫了一篇雜文《吳者，虎也——兼論老子》來闡述自己的想法。
（發表於 2009.4.20.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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