位置︰ > 主頁 > 評論 >《君士坦丁大帝時代》和《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》

最近讀完了兩本「雅各布．布克哈特（Jacob Burckhardt）」的歷史論述︰《君士坦丁大帝時代》（The Age of Constantine the Great，簡體版，宋立宏、熊瑩、盧彥名翻譯，宋立宏審校，上海三聯書店出版），和另一本更有名的《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——一本嘗試之作》（Die Kultur der Renaissance in Italien: Ein Versuch，繁體版，花亦芬譯自德文版，國科會經典譯注計畫，聯經出版社）。由於這兩本書皆為主旨宏大、論述精博兼具的作品，因此 TG 無法如往常一般寫出長度適合的心得——主題太多，過於簡略則太過籠統，討論深入則篇幅過長。因此，TG 只能在此將感受特別深刻的一些雜感記下來。

首先，TG 想先聊聊書友們對翻譯書籍最常發生的「偏見」︰因為看不懂中譯本，便覺得應該去讀英文原版。這種想法，在這兩本書便是個「反證」——英譯本不見得都是「好的」。由於布克哈特是以德文寫作的，因此所謂的「原版」是德文而非英文。再者，《君士坦丁大帝時代》的英譯本是個「差勁的版本」，因為英譯者將原作者在文中所夾的注譯全都給「刪除」掉了，對於這種內容廣大、引述繁浩的作品而言，英譯者的作法絕對只顯出他的不認真態度；反倒是宋立宏轉譯成簡體中文的版本中，還特地將原文中需要引注的地方再自行加上。

此外，花亦芬所譯《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》一書，譯者在前言以及內頁注釋中，特別開列出了許多過去英譯本的「錯誤」與「不恰當」之處。如布氏在文中所用的德文「Welt」一字，英文版全都對譯成了「World」；若照中譯者所言，布氏在此的用法應是「相對於宗教方面」的世界，即塵世、世俗（Secular）之意，在語境上更能表達出原作者的意思。

因此，TG 在此必須指出目前中文閱讀者的偏見（尤其是自己常在 aNobii 上三不五時見到的「謬論」）︰對於非英文原作者的書籍與資料，英文版永遠不可能是值得當成唯一標準的權威。

布克哈特所著的這兩本歷史論述作品，基本上是以相當宏觀的角度來看待歷史上的某個特定時期，除了坊間最常以政治、軍事觀點之外，布克哈特論述的重點則在於當代人民的文化與生活。《君士坦丁大帝時代》是從安東尼王朝結束後、三世紀危機時代開始聊起，一路談到了君士坦丁大帝之死。這是一個上古歷史開始「轉型」的時期，因此作者便從各個方面探討「生活」的各方面。

如同許多初級教學材料中所述及的，這個時期被稱為羅馬帝國開始「衰亡」（吉朋之語的影響真強……）的關鍵。但在這當中，除了泛稱的「古老的道德淪喪」之外，是否還有其它更合理的解釋。君士坦丁大帝時代》中從人民的精神生活出發，向讀者介紹到此時各地羅馬人民在觀點上的「轉變」，並介紹到此時帝國內部各式令人眼花瞭亂的宗教儀典。

在這裡，我們也可以擺脫中世紀教會的桎梏，從更宏觀的角度看待基督教的最後勝利。一般受到中世紀正統史觀都會認為，三世紀的基督教是獨樹一幟的「清流教派」，在犧牲許多殉教者的生命之後，終於得到君士坦丁的承認與扶持。然而，如果跳脫這種意識形態上的束縛，我們將會發現三世紀羅馬人民在「宗教市場」（這是 TG 一種「市儈的」比擬），是有相當多「產品選擇」權力的。而基督教從建立伊始到最後勝利的三百年之間，在其內容與本質上早已歷經了相當多的變化——特別是融合了各種秘教儀典和哲學思想，最後才成了君士坦丁時代的基督教。

此外，布氏對於戴克里先對基督教的「大迫害」，也有令 TG 大感「受益匪淺」的全新觀點。布克哈特雖然認為戴克里先（以及那個時代的大多數統治者）崇尚數術與迷信，但卻十分肯定他的治國長才與其堅定的意志。在這種情況之下，已權傾一時的戴克里先居然能夠「容忍」基督徒十多年之後（朝中早已不乏基督信仰的臣民與親信），竟然會在副帝「伽列里烏斯」一連串「拙劣」的構陷手法之下受到欺瞞，讓他下令迫害那群「無辜的」基督徒。作者舉出許許多多的史料，認為戴克里先對基督徒的「大迫害」之起因「絕不單純」——更明白地說，基督社群的確有出現謀叛的舉動。當然，一當迫害開始，自然不免發生「無辜受害者」的情況出現，使得當時留下的許多材料中都能讓人發現，反對戴克里先此舉、或者同情基督徒的，竟然都是多神信仰的人士。以「打擊敵對宗教」的動機而論，「宗教因素」就不該是戴克里先的考量點。再者，「大迫害」一名聽來嚇人，但實情卻是︰無論在時間或地點上，這種對基督徒的壓迫都不是「全面性」的 ——帝國西部在這方面可說是「風平浪靜」、不當一回事。真正受害的全都是在戴克里先直接治下的「近畿地區」的上層人士——考慮到戴克里先一向以來所展現的意志力、以及他當時所擁有的權力（可以直接命令另一位皇帝退休……），使得戴克里先的這種力道不足的「大迫害」，令後人看來，很難完全認同於中世紀的教會正統觀點。

本書令 TG 感到布氏筆觸犀利之處，便是君士坦丁大帝這個人物了。布氏也破除了基督教會的詮釋，分析君士坦丁是個背信忘義、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人物——當然，作者並非對君士坦丁採完全的否定，因為作者仍認為他是個擁有政治天才、堅持到底的統治者。他為了維持皇權，除了採用姻親結成同盟，不惜在適當時機迅速地與盟友撕破臉而加以根除；更有甚者，他還為此殺死了自己的親生兒子。而在他辭世之前，他還將原本在他手上以鮮血統一的帝國再度切割，分封給其三個兒子與異母姪兒；布氏大膽推測，認為這種怪異之舉，在於君士坦丁的政治預見︰其子孫非以彼此征戰無法享有國祚，而獲勝者依舊是他的子孫——若真是如此，TG 還不禁為君士坦丁的「冷靜」而感到一股寒慄。

另一個關於君士坦丁的熱門話題，則是大帝對基督教的信仰。後人的材料已經顯明了，布克哈特也以史料證明此說。要說君士坦丁在生前信奉基督教，絕對是種一廂情願的講法。君士坦丁對於宗教上的信仰，倒不如說是摒除了個人的任何好惡，完全以對其政治上最大利益為依歸。拉伯蘭旗（印有 XP 字樣的羅馬軍旗）的展現神蹟一事，只不過是後人杜撰出來的故事罷了。TG 絕對相信，一般人對「專制君王」有太多不切實際的幻想了，以為皇帝一言一舉，都可以對治下庶民發生生死立判的效果——這是錯誤的。一個人不可能治理一個國家，而是要一層層有效地管理其下屬臣民。在這方面，布氏相信君士坦丁所需要的，是近畿之地已經成形、且素質具有平均水準之上的基督教組織；當然，戴克里先在大迫害之前也是根據同樣的觀點加以任用基督徒。君士坦丁對這一個「具有效率、且戰鬥性堅強的組織」，以合作代替對抗，並且最後也達到了成功。僅此一項就足以解釋他與基督教的關係，而非教會傳統喜歡拐彎抹角、說到「君士坦丁心裡奉行基督教，但為了怕太過激怒了異教信仰者，於是只能採行迂迴的方式補助教會，小心奕奕地直到臨終前才受洗……」這種無可徵信的心中想法。

關於《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》的聯經版一書，這絕對是一本值得收藏的好書。除了布克哈特將他的研究精華給傾注於此之外，中譯者更是十分認真地為此翻譯與作注。本書的主角是義大利，時間定在約十三至十六世紀之間。在此之前，義大利中北部受到神聖羅馬帝國的影響；在此之後，義大利便成為法蘭西、西班牙等列強的爭雄之地。在就在這中間的三百年之間，義大利的各個城邦獨立自主發展，因著富裕與人文主義的推崇，便產生了被後世評價甚高的「文藝復興時期」。作者博覽群書、從藝術品與建築表現，建立起當代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還原與描述。

布氏在本書中，先是描述了當時義大利各獨立城邦的「國家」概況。佛羅倫斯、米蘭、威尼斯、拿波里王國、教廷國（以上是較為大者）、以及熱那亞、西恩那、費拉拉、佩魯吉亞等等各個小邦的政治、經濟、家族勢力等現象。然後再論及此時的個人發展，對上古希臘羅馬的推崇與人文主義的興起，科學技術的進步，社會生活現象，乃至於宗教、倫理道德的變遷還重建。這是一部包羅萬象的綜合性論集，在作者的各個小章節中，都包含著許多歷史方面各項資料、以及令人耳目一新的精論。TG 若想將自己從這裡的收獲全都寫下來，可能篇幅將膨漲太多，於是就不再細談了。

在這些城邦中，作者引述最多的，仍是佛羅倫斯。不僅由於此時此地出現眾多才識特出的人物，也因為佛羅倫斯留下的史料繁多，因此本書無論在討論當時人民在文化、藝術、經濟、甚至日常生活的瑣碎細節時，總是得徵引於該城所留下來的材料。

作者對於這個時期義大利人的創造力，評價極高。他論及即使不靠著上古希羅文化的營養挹注，文藝復興的義大利人的成就，就已可譽為璀璨無比之等。但丁的《神曲》即以義大利方言寫成，使得這個時期的「有教養的人」即可擺脫拉丁文的限制，以自己口說的語言創造個人的真實情感。在中世紀教會對人民的束縛逐漸鬆弛、甚至成為時人的笑柄之時，富裕的城邦生活讓人將他們的創造力爆發出來，這股風潮傳到了阿爾卑斯山以北（作者用詞，泛指法國、日耳曼、西班牙），這也是近代歐洲在歷史上自信心興起的起因。

雖然當時尚無這個學派的名字出現，不過以 TG 對史學方面極端淺薄的概念中，總覺得布氏的作品與廿世紀成熟的「年鑑學派」有許多相似之處。其重點擺在一般人民生活中所見到的、所認知的事情，更甚於傳統著重於帝王將相之間的鬥爭恩怨。換句話說，布氏的寫作引證當代關於人民（雖然仍屬於中間以上的階層）的史料記載，還原那兩個時期的社會生活，並特別著重要「文化」的方面。然而這種論述絕對不能算得上是一種「入門書」，因為採用這種方式來描寫的，是跳脫了時間與空間的程序限制，就各個主題作上下縱橫的統合整理。如果讀者對於書中某一段歷史事蹟並不清楚，有時反倒看不懂作者的描寫為何；反過來說，如果讀者已具有傳統歷史教學上的基本知識之後，便能體會出布克哈特的許多觀點、以及產生對其精闢論點的暢快之感了。

總體說來，TG 十分推崇這兩部十九世紀瑞士史學家 Jacob Burkhardt 的作品。

附帶一提，作者畢竟身處於當時歐洲基督教文化的世界中。TG 發現布氏對於伊斯蘭世界還是具有「不證自明」的負面觀感。在《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》的 507 頁中，作者在〈好賭成性與有仇必報〉中提到了當時的賭博行為，出現了這一段話︰

……無疑地，若非可蘭經從一開始就嚴格禁止信徒賭博……真是可以想見，穆斯林在這方面一定比義大利人更厲害。

為何作者要批評佛羅倫斯人的好賭成性時，居然還要拉扯一下穆斯林呢？更何況這句話根本就是出於強烈的偏見。（別人的道德評價高，居然還為此一幅酸溜溜的模樣……）對照同一本書在 502 頁〈價值的上限〉中，開場的那段「開明」的話︰「……對於那些喜歡拿一套制式標準來看世界各民族、有時甚至還用極嚴厲筆調批判他文化的作者，我們就讓他們去自得其樂好了。」真是不搭調呀！

此外，《君士坦丁大帝時代》第四章描寫到埃及時，作者不斷以強烈的負面語詞︰「欺詐」、「受到凌辱」、「退化並喪失所有道德活力」來形容這群受到統治的埃及人時，TG 也為此深感不妥；當個「順民」，被布氏譏為「喪失勇氣」；當個刁民，又被評為「機心巧詐」……

（發表於 2008.2.4.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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